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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可见的“桃花源记”
笔直平坦的水泥马路，统一的3层别墅新居，院中一律栽种着鲜花，如果不是村头刘庄新村标牌的提醒，人们很难找出它与都市许多所谓的高尚社区有什么区别。
走进二号楼五单元64岁的史来年家，便见客厅悬挂着的村里统一配送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画像。
史来年告诉记者，刘庄分房的原则是紧老不紧小，紧大不紧小，全村共300多户，一期搬进第三代住房的有150多户，人均达到120平方米，他家居住的是包括地下室在内的472平方米免费住宅，而且入住时，都给免费装修好了。现在，所有的刘庄人都享有住房、上学、医疗等几十项福利，中央空调、网络宽带、闭路电视、现代家具，应有尽有，各家各户存款都在20万元以上。他特别强调，刘庄没有特别穷的，也没有特别富的，刘庄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农村名列前茅的模范村。
“全天24小时热水，每5天分一次鲜肉，还有菜补助；到村集体做工，女的每月1500元，男的1700元，普通退休老人每月有300元补助，我们幸福得很呢！”在村广场，一位正在哄孩子玩耍的中年妇女充满感激地说：“所有这些，都要感谢史来贺，自1952年当书记直到2003年4月23日去世，他整整干了51年呢，在他的带领下，淤地治碱、平沙造田，硬是把盐碱洼地改造成了一麦一稻的旱涝保收田，”她还说：“2003年5月13日，选举村书记，史来贺的儿子史世领全票当选。”
在很多村屯，最好的房子，不是书记家，就是村长家，于是记者问：“史世领住在哪里？”“史世领和他老母亲还住在老房子，他坚持要等别墅二期完工，才最后搬迁。”
“史来贺在那妇女告诉记者。51年间，当选了历届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当选中共十三大至十六大代表，7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4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并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被中组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一位退休老教师插话说：“史来贺为刘庄创下近十亿家业，但他永远是全村最后一个搬进新居的人，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和老伴连个衣柜都没有，而他的儿子史世领，也跟他一样清廉。”。
进入形状有些像天安门城楼，也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气派的刘庄村委会办公楼，记者向一中年妇女提出采访史世领的要求，“不是谁想见史书记都能见的！”那妇女看了看记者说。
在记者的坚持下，刘庄村党委副书记刘文宣坐到了记者身边。
他说，刘庄新农村建设从1976年开始共经历三代，第一代人均居住面积23.5平米，二代人均35平米，现在是第三代，人均120多平米。
“刘庄的今天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就是在虚夸风盛行的时期，老书记史来贺也坚持实事求，只抽出3亩地搞试验，其它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回忆起起当年创业初期的艰辛，办公室内的刘姓老人感慨万千：“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粮，这是刘庄当年的真实写照，在老书记史来贺的带领下，白天大家干一天，晚上回家吃口饭，就继续干，直到到半夜，第二天早4点多，又上工了。畜牧上，我们靠3头奶牛起家；工业上，我们从汽车小喇叭制造开始……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刘庄就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问题的先进村；到了80年代初，成为实现小康的中原首富村；到了2005年底，刘庄各业销售收入达9.5亿元。”
“刘庄，这个豫北方圆1.5公里的小村庄，现在已经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生活城市化”，放眼刘庄新村和广袤的田地，记者想起了陶渊明那代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精神诉求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先污染，后治理——七里营镇仍然不能走出的宿命
走出刘庄村委会，空中飘来了一阵浓于一阵的恶臭。“臭气来自制药厂，七里营镇包括刘庄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都很严重，很多村民连窗子都不敢开；吃水要吃百米深井水，水污染的源头在于造纸厂的废水。”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据资料，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七里营镇就开始了办工业奔富裕之路的尝试，后来形成了以造纸、医药、机械为主的的工业体系。到1995年，便成为拥有42家造纸厂的全省最大的造纸基地；而刘庄的华星药厂，则在2003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厂家。
工业化为七里营镇带来了巨大财富。截至2005年10月底，七里营工业总产值达到36.2亿元，实现利税2.6亿元，其中财政收入名列全市第一，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市首位。先后获得了“中州名镇”、“全国首批小康示范镇”、“全国文明村镇建设示范点”等荣誉称号，“先污染，后治理”，这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共性，七里营镇也没能成为例外。
正如新乡市的一位干部所说言：“七里营镇既是经济强镇，又是污染大户，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
“现在，每天晚饭以后，从刘庄飘来的比厕所还难闻的气味让人恶心，在夏天半夜之前根本不能入睡，我们吃水都只能吃百米深的井水，前几年，河道里的水跟酱油汤子一样，”七里营村的一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二支排水渠上游流经南新庄、刘庄等村的工厂，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臭水河。”
“长期饮用劣质水，导致多种疾病剧增，明显的有结核、肝炎、脑血栓、癌症等，并呈逐年上升势头，我村已连续好几年没有入伍新兵了” 这是小河村村委向上级呈递的报告中的字句。
而村民王忠保的话，则表明了村民对污染的态度：“老百姓不愿拿命去换钱，你挣钱为了啥？挣钱是为了更好地活着。结果呢，你挣了钱以后就去看病，甚至看不上病，把命搭上了，没有意义的！”
尽管王忠保的态度是明朗的，但不可否认，农村环境问题亦如某学者所言“在农民、企业、政府这三方的博弈中，解决农村的环保问题，还有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好在七里营镇早就已经把环境保护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他们在全省首家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碧水蓝天”的工作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该镇先后投入资金3亿多元，用于水污染治理；他们还剑直指污染最重的造纸行业，先后关停39家造纸厂。
七里营村在不停的追忆中落后于刘庄；而后起的刘庄在经济腾飞之时，依然没能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尤其是，村民对史来贺，以及史世领所表现的崇拜，始终没有摆脱圣君、贤相的“个人迷信”，而且，他们固守着“内”“外”有别的壁垒：刘庄有几千外来打工者， “外工”工资低于“内工”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外工”还不能担任企业的领导……
因此，他们要走得更远，还须有新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