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部制’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实现政府职能转换，从一个全能性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3月1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代表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这份备受关注的改革方案被舆论简称为“大部制”改革。这个方案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了4个。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共27个。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代表委员的意料。“因为职能改革，是个非常艰巨也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套句老话，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李君如说。
在这份被李君如评价为“自己革自己的命”的方案中，一些部委的职能或被调整，或被合并归纳、并入新组建的部委。如国家发改委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包括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交通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等在内的多个部门的职能，则被合并纳入新组建的部委。
成都深圳试验百姓受益
早于这份方案前，深圳、成都在类似改革方面即多有尝试。
自2005年年初起，成都市即开始了一系列机构撤并，形成了如今大农业、大林业、大水务、大交通的新格局。据成都市参与改革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最早动起改革的脑筋，源于一些看起来微孝但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2003年，身为成都市政委委员的成都大学老师董红，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增开或者延长成都大学方向的公交车辆。当时一路从市区开往成都大学的公交车，终点站居然设在了距离学校一站多地的地方，全校师生要搭乘这路公交，要么得走很远的路，要么转车，极为不便。
董红提的问题很小，却一年多都没有得到解决。问题出在了不同的部门管理分工上。当时，成都城内的交通归公用事业局管，而城外的交通则归交通局管。按照这种分割，归公用事业局管的城里公交班车不能开出城，自然也就到不了成都大学。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锦江流入成都后，分别为水利局、市容环卫局、市政公用局、国土局和府南河管委会5个部门管理。一年夏天，突降暴雨，河边一条道路的下穿隧道被淹没，几天水都没抽出去。原因很简单，平时多头管水，遇到突发事件，没人牵头负责，耽误了时间。
这些典型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现象，暴露出传统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去年5月，成都和重庆正式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把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农、林、水和交通当作了“突破口”，加快了改革步伐。从2005年初起，成都市撤销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农业委员会；撤销林业局和城市园林管理局，组建林业和园林局；组建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撤销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员会等。
以新组建的水务局为例，将对成都市的防洪、水源、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与回用以及河道、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所有涉水事务实行城乡统一管理，结束了延续数十年的“九龙治水”局面。
交通委员会则总揽负责全市城乡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既管城又管乡，既管规划又管协调，打破了交通各自为政、多头执法、责任推诿的局面。
这些改革，使数百万成都市民受益。“成都的探索，对‘大部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国家行政学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组成员宋世明教授说。作为课题组成员，他一直对成都的改革跟踪调研。
深圳的尝试则更早。几年前，深圳市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力图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即备受关注。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代表介绍说，如今，深圳市在交通管理方面，海陆空全部一体，全部由一个交通局管理；在贸易工业方面，内贸和外贸深圳也只有一个贸易工业局来管理；在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等方面，则统归文化局管理。农业方面，深圳只有一个农林局管理；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别的城市有市政园林局、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而深圳只有一个城市管理局。
“行政体制改革就深圳而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主动进行了4次审批制度改革和7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许宗衡说。
不过，在构建“大部门体制”的探索中，探索者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一些市级部门被撤并，而上级相对应的管理部门并没有变化，出现了“上下不对口”的情况，常常一个部门要面对上级单位的七八个部门。同时，由于多个部门整合，领导职位有限，一些“多出来”的干部也有意见。
来自成都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认为，此次国务院自上而下提出机构改革方案，目标、思路与先前地方的探索一致，必将有助于解决探索中碰到的一些“瓶颈”问题，进一步推进各地大部门体制的改革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