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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为：从东莞“禁猪令”看先富地区的责任
广东省东莞市日前作出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据称，东莞市现有的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南方都市报》12月5日）
东莞“禁猪令”消息一经发布，舆论哗然，网民们说什么的都有：因噎废食，重工轻农，典型的懒政，侵犯养殖户权益，拿猪当污染替罪羊……最响亮的声音则莫过于：假如全国各地都不养猪，我们吃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尖锐，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全国各地不可能都像东莞那样不养猪，换言之，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养猪的“资本”———这个“资本”说到底就是经济发达，不需要养猪业为GDP作贡献。东莞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本地不养猪，自有外地为我养猪，本地人见不到猪跑，但不愁吃不到猪肉。
这让我不由得把养猪场与化工厂联系起来，两者确有共通之处：都会造成环境污染，但其生产的产品，不管是猪肉还是化工产品，都为人们生产和生活所必需。近些年来，一些先富地区为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纷纷将化工厂以及化肥厂、炼油厂、印染厂、造纸厂关停并转，予以淘汰，可淘汰来淘汰去，这些厂最后都被淘汰到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先富地区的人们，既减轻了环境污染之害，又可享受到外地“进口”的廉价化工产品。
这是当今国内的大趋势，背后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发达国家不也将夕阳工业、污染企业纷纷“淘汰”到发展中国家吗？在国与国之间，我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优势“欺负”发展中国家，那么在一个国家的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加重欠发达地区环境污染、牺牲其长远发展利益为代价，来减轻先富地区的污染、维护先富地区的利益，这是否也意味着一种不平等？
至少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禁止养猪也好，淘汰化工厂也罢，先富地区只是转移了环境污染，而不是着眼于控制或治理环境污染。如果先富地区的环境逐渐好转，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一天天恶化，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也绝非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本意和长远之策，更非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先富地区的环保工作，应重在治理，而不是简单淘汰，不应着眼于禁止养猪、淘汰污染企业等“转移”之法，这种“转移”之法的实质，是将先富地区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欠发达地区。我们早已具备了对污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控制污染排放的能力，养猪带来的污染排放也可通过建污水处理厂等方式净化。而且，先富地区还应率先摸索出先进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为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作贡献。
治理而非转移污染，这是先富地区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考虑，先富地区不应该将环境污染这个沉重的包袱，甩给欠发达地区。（傅新 云南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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