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犹如经济发展的幽灵，始终不离左右。在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之后，中国政府下决心要同环境污染打一场硬仗。
在过去的日子里，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多次“环保风暴”刮起，许多严厉的行政性举措直指污染企业，我们也看到了政府为保护环境而发起的全民性动员，因为这场硬仗注定是一场全民的战争。现在，我们看到了新的办法。
本报今天的A1版“第六栏”里，报道了嘉兴排污权“银行”的诞生记。作为首个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地市，嘉兴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在本月的挂牌，无疑有着试验意义。尽管，类似的尝试数年前就已有过，早在2001年11月，江苏南通的一家发电公司就曾向另一家化工企业出售过排污权，这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近几年来，类似的试验在其他一些省市也尝试过，但真正公开挂牌交易的，真正形成制度的，嘉兴还是第一个。
为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人们已经想出了许多的办法，这些办法，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污染结果而采用的，多为行政性的手段。单靠行政手段，存在着局限性，而简单意义上的重拳治理污染，成本很大，很多时候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一些学者依据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又提出了以市场机制控制环境污染的两种方法：一是对排入环境的废物征收排污费；二即为排污权交易。第一种办法为大家所熟悉，但排污权交易则多为环保圈内人士所知晓。
排污权交易由美国学者于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其主要含义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强调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仔细研读嘉兴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试行)，不难发现，当地政府对于运作这个特殊的排污权“银行”，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而浙江省环保局更是重视这个先行的“标本”，意欲在更多的地市推广嘉兴做法。究其实，这个标本的意义在于，排污权交易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强调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不仅有利于政府宏观上调控污染物的排放，也有利于社会各界参与其中，通过购买排污权而不再卖出的办法，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海外的一些经验表明，排污权交易有助于刺激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因为减少了排放量，便可通过排污权利转让，获得收益。
如此，排污权交易的嘉兴试验让我们有所期待。在节能减排战役整体上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这种以市场方式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的尝试，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之所以称嘉兴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的挂牌还是一个“试验”，是因为排污权交易尚有多重障碍有待跨越。
嘉兴试验的最大难点，当然是其必须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国内尚无经验可循，须结合当地情况摸索发展和完善。我们注意到，在嘉兴市出台的相关试行办法中，对排污权交易适用范围、市场主体问题和市场交易规则等，做了一些定义，已经构建出一个基础性的框架。但这个框架在具体实行中将会如何，有待检验，特别是价格机制的形成，更是一个考验。据悉，污染物排污权的基价和市场指导价将由嘉兴市环保局会同该市财政、物价、经贸等部门联合组成市场调研组，根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削减计划，最后确定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定价合理与否，将会切实影响到未来操作的具体成效。
同时，也应当看到，嘉兴试验依旧是按照行政区域的规划展开的。在排污权交易中，按行政区交易存在不合理性。理由很简单，行政区划是个人为的概念，而环境容量所指的“环境单位”是自然的概念。两者之间不会完全重合。单纯强调行政区域内的环境总量控制，意义是有限的。即便嘉兴作为一个封闭的试验体，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但如果从全国范围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角度看，自然无法回避该问题。
我们还须注意的是，在排污权交易中，使用的是许可排污总量，而非实际排污总量概念。但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往往会有一些企业漠视环境问题，既不主动为矫正负外部性出力，也不愿意花钱买排污权。这就依赖于政府环境部门的监督。在现有监督力量之下，如何使得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于环境治理产生实效，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