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地方经济利益的强大力量以及环保执法权力的有限空间，如果不及时进行制度性扩权，中国未来的环境部，即令换了帽子，其既往面临的捉襟见肘的尴尬恐怕仍然难以消失。
中国“两会”期间公布了将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的计划，无疑给缓解日趋严峻的环保形势增添了一抹曙光。在几位省部级地方大员拿官职作为“节能减排”达标的承诺抵押之后，中国政府关于扭转既往发展模式的决心，再次收获更多的证明。
国际义工组织者、丹麦人Lotte还记得她 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时的场景：站在浦东的地头，和她对话的，不是今日在各个跨国银行供职的匆匆白领，而是荷锄耕地的江南农夫。彼时的Lotte想象不到，中国之后的18年，会发生这样惊人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正在为如何扩大对外出口想尽办法，不像今天正为过量的顺差担心。
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然而，这个向来对环境和气候极为依赖的农业国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却令人痛心地陷入环境高危状态——在消耗了数量惊人的煤炭、石油、钢材以及水泥等建材后，中国创下了另一个记录：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
面对地方政府气势如虹的增长需求，环保部门的令箭或提醒，常常被更强的呼声所掩盖。在各个诸侯的经济“军备竞赛”当中，官员由地方任命的地方环保机构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协助”通过有关环境测评。而在北京的国家环保总局，面对地方经济的破坏型扩张群像，焦急之中，手段有限。
国家环保总局的高级官员曾向有关媒体证实：被中国先民列为四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而大城市集中的华北平原地区，则形成了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
环境风险高发期在中国人均收入远远不及西方之时，提前来临。著名的松花江污染，几乎酿成国际性事件。其后，水污染事故几乎每两天一次的速度发生。大批分布在江河湖海左近的污染性工业项目，令中国业已脆弱生态处于危险的包围之中。
恶化的环境，令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空前的压力。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前提下，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已成为须尽快完成的作业。
在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之后，中国试图将其飞速的增长快车纳入健康的方向。3月11日公布的中国内阁改革方案中，主管环境保护的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在众多或合并或削权的机构调整声中，环境部的高调升格令人瞩目。这是中国在本国环境态势已退无可退的境地下，做出的危机抉择。中国环境部的亮相，既让国际社会期待，也让观者暗自担心：几百人的编制，面对如此广泛、复杂的环境透支能否胜任？
在官方开始采取战略性措施扭转中国环境的危险现实之前，形式多样的民间机构已经开始在为恶化的环境预警或干预。普通百姓也意识到，环境生态问题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能听之任之。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发育的几个标志事件，比如非政府组织在怒江大坝项目上的干预行动，厦门PX项目风波，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延长项目的和平散步活动，提前在民间推动了对环保问题关注的预热。手段相对有限的国家环保总局对于民间力量介入环保，曾表示了罕见的欢迎。环保总局的官员也高调表示，NGO是环保部门的天然盟友。
相较于民间环保力量的风生水起，官方监督机构的力量则显得长期亏缺。幸运的是，此次发展政策调整，已被列入中国统一的战略规划。刚性的节能减排指标被分到各省的考核指标之中，因危机而产生的压力传递透过中国紧密的行政系统，应能产生巨大的调试效应。
然而，中国增长模式的改变，尚需相当的时间或金钱成本。而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得产业淘汰更新显露出由东向西迁移的痕迹。在沿海业已富裕的地区提升门槛、逐步把可能带来环保麻烦的粗放型企业淘汰出局时，或许在欠发达的西部，正是地方部门欢迎的新经济增长点。
即使在沿海地区，一些能给地方GDP带来增益的大型项目，在官员有限的任期内，匆匆上马，以尽快形成政绩。广州南沙的石化项目，因未经环境测评便露出上马迹象而受到当地媒体的批评。环保部门在此风波中的缺位，再次传递了令人担心的信号。
目前人数只有美国环境署六十分之一的中国环保部，在获得更多扩权，特别是获得针对地方行政决策的有效否决权之前，要扮好中国环境监督领军者的角色，显然十分困难。
中国环保，必须升格与扩权同步。这种扩权，一方面是为官方的环境保护部授予更多的有效行政手段，包括对地方立项的一票否决；另一方面，则应向来自民间的环保行动提供更大话语和活动空间，以形成广泛的监督网络，填补官方监管的空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