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看中国饮水
本刊记者 郭 凯 发自北京、广州
和中国的许多全国性大工程、大改革比较，中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国际社会获得的评价之高，是不多见的。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官员琼安娜·布兰特（Joanna Brent）对记者说，“在解决饮水和扩大安全饮水方面的工作，中国近年来取得的进展，十分重大。”
2004年11月到2005年6月，水利部、发改委、卫生部在全国组织了以县为单元的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和逐级评估，进行了6万多个水样的化验、2674个县级单位的调查报告、30个省（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省级评估报告。
调查耗时半年之多，各部门倾入了大量人力，启动了科学化推进“饮水安全工程”的工作。
重复的“水危机”历史
根据某省没有对外公开的一份大病与疫情报告，在该省的一个饮水困难县，2003年查出的和饮水有关的病毒性疾病有2152例，2004年为2413例。
这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个人、一个名字。
有关中央国家机关的资料显示，到2004年年底，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大概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4%。其中，因水量、取水方便程度或者保证率达不到饮水安全标准的为30%，而因为水质不达标的不安全饮水人口，占了70%。
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不安全饮水问题中，有70%是来自有水的地区，但是水质不安全。
琼安娜·布兰特说，目前中国的很多地区面临缺水的困难，而更多的地区，则因为来自工业和农业的水污染，失去了安全饮水供给。
除了西部和中部、东部少数地区，中国在传统上并不是一个缺水国家。然而今天走到这一步，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关系。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位项目官员说，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阶段。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记者尤金·史密斯的一幅照片，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日本。史密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进行的乡村调查中，发现受到工业排放污染的村庄，因为水银中毒，村里的儿童生下来就畸形，有的一直没有手和脚。那个病，俗称水俣症。
日本环境厅官员、现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成田浩司先生告诉记者，在日本当年的四大国家公害中，有三大是和水污染有关的。水俣症的产生，是因为被污染了的水用来灌溉、饲养后，人们吃了由此被污染的鱼和食品，所以被间接污染，导致疾病。这种病，主要在日本的熊本县。而在日本的富山县等地，还有因为水污染、矿山污染等导致的其他疫病。
现在，虽然经过了几十年，日本某一区域仍然有过千人在遗传、延续从前水污染时代的群体疾病，没有办法根除。
而在当前的中国，根据有关国际组织官员的介绍，由于饮水状况的严重性，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调整了从前的饮用水安全标准，至少在安全标准层面上，先有了趋向国际化的进步。但是，目前面临检验机构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据介绍，国家饮用水2006年标准的很多新增项目，很多检测机构都还不能操作。而且，公众也不知道去哪里检验。
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划编制
与分散决策
鉴于现状，怎样解决饮水安全、维护国民身体素质、保证国家长久竞争力，越来越有了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
按照国家部署，中国将用10年的时间，解决3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央投资将达到320亿元，投资强度将是十五期间的3倍。
而工程涉及面之大、成本之高，光靠中央一级的投资，是没办法完成的。目前，在省级和地方配套、引入多元化投资、动员多部门对口扶贫、发动社会力量的参与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
目前已经完成的农村改水工程中，省一级的配套，基本上都没有低于地方配套资金的30%。而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社会机构组织的“母亲水窖”等义演捐助项目，也有效地补充了工程投资资金的不足。
总结经验教训，如何科学地、有前瞻性地编制安全饮水工程规划，尤其是基层规划，是很大的困难。这既有中国基层政府自身的困境问题，也有中国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众多不确定性因素。
据成田浩司先生介绍，日本从前在一些人口相对分散的农村地区建设饮水工程和其它公共服务工程，目前的运行成本很高。这既由于人口分散，也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还因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再贡献税收、但是也需要国家保证对其继续投入的人口。
这个日本的当代难题，也许今后就会是中国在饮水危机后的又一个难题。但是，成田浩司先生说，作为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安全饮水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一个国家和政府，需要为公民解决。
而比较地理情况，日本的国土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日本国的不平衡发展情况，大致类似于我们东部沿海若干大省份省内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把日本的财政转移支付，在规模上和难度上，看成中国一个省份的省内转移，那么中国将来的平衡转移规模和难度，即便覆盖全国农村的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好，长期维系的成本也会相当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