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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与工业纵横中的“吃水”
本刊记者 郭 凯 发自湖北
何容志有1岁多了。男孩子气的名字，脸上没有洗净的泥尘，都没有遮住这个孩子的秀气。一丁点年纪，已经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
然而，当何容志不再吃妈妈的奶水、改吃大自然的水时，她的生长，就和那条丑得不能再丑的渠，联系在一起了。
螺山干渠，1971年由人工开挖，从中国湖北省监利县汴河镇兴旺村何容志家的后院门口经过。
荒寂的水厂
螺山干渠也是河。散发着味道的灰黑颜色的河水，散乱着垃圾的岸边，树还是绿色的。几只小船，和一些灰色的捉鱼鸟，停留着。
除了一个特别靠近洪湖的村民小组，兴旺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在类似螺山干渠这样的河水或者沟渠里取水煮来直接吃。“就算吃洪湖的水，也大不如前了。”一个村民说。
在监利县南部，兴旺村属于低湖区，过了化肥农药的农业灌溉水、生活污水、水产养殖更换的水，都排进村里的各个沟渠里；而这些沟渠，同时也是村民饮用水的水源地。
“办不到把吃水的渠和灌溉还有其他的渠分开。没有钱弄，也不可能弄起来，工程太大。”兴旺村支书王继强说。
从人工开挖河渠与洪湖分开，村里这样的吃水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河渠水的水质也一天比一天差。
可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村子，是有自来水厂的。
如果不是在村里的学校旁边，孩子们在周围奔跑，兴旺村的水厂小院，就寂静荒凉。生锈的大铁门里面，两个大大的密封水泥造水池，用来沉淀、净水、蓄水。水泵间的门上，有一把生锈的大锁。2003、2004年建水厂时栽下的树，现在婷婷如盖，扁豆花开，桃粉色的，伸出了大门。
那是当年湖北省扶贫办的一笔十多万的扶贫款，经过上一任老村长的四方奔走，最终落定兴旺村，修建了这个水厂，在村里埋下了漫长的输水管线。当时，南方某媒体的一篇兴旺村饮水传播肝炎的报道，给了老村长警醒和压力，仓促上马了这个水厂项目。
然后，当卫生防疫部门再来兴旺村作卫生防疫检查时，很多村民都不再参加。“卫生检查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替每个人密封好了发给个人。农村虽然没有隐私的意识，但是村民也害怕如果自己有病，被别人知道。”村委会主任何文银说，有些有条件、有意识的村民，就会自己到县里去检查。
但是，水费、电价和运营管理的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弄清楚，只是“理想化地想按标准建一个自来水厂”。水厂建好后，铺设的地下水管到村民小组了，但进不了农户家里。
从2004年建好到现在，除了2004年当年春天有大概不到一个月的供水，其余时间水厂都是闲置的。村民并没有自此吃上“城乡均等化”的自来水。
村干部介绍，电费是最大的成本，而且村里常年大概有40%的人口在外面打工、生活，并不在村里用水，水厂利用率很低。“村里面没有收入，也没有能力承担，而村民或者出不起，或者也不愿意出那么高的价钱。”一名村干部说，“我们如果不建这样的水厂，那些钱，可以拿来做别的改水项目。”
而且，据介绍，在2006年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完成后，土地权证确认到农户，很多农民改造自己的承包地成为水塘，把原来建水厂时埋在地下的水管都斩得支离破碎，再称不上输水管网了。但在农民自己的地里，村干部也说不上话。
现在这个水厂已经成了一个“鸡肋”。再申请改水资金（也即安全饮水资金）似乎是无望了，上述村干部说，而且，村民们想建的小改水工程，也未必符合上级部门要求的改水补贴建设标准。
“要盘活村里的水厂很难。村里人口不会再多了。我们也不希望孩子们回来。没有水，没有路，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村支书王继强说，“我们现在搞养殖，人工喂养喂几十亩水塘都没问题，改成饲料机器饲养的话，夫妻两口喂百多亩也很容易。不需要孩子回来。”
王继强说，他也不知道10多年后，村子会怎样。村子所属的汴河镇是原来的两个镇合并的，村子离中心镇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就算镇上建水厂延到村里，也要很长时间。
吃水的问题，兴旺村村干部和村民开会讨论过，发现目前只有一种方法是可行的。那就是，每个自然墩台（也即村民小组）打水井、建小水塔、利用小水泵，小组内农户自己接低成本的细水管，接到家里。他们离长江远，打深井没有多大问题，而且人口少，吃地下水，先顶几年，打井用钱也相对少很多，这样会大大好过现在吃沟渠里的水。
当记者问出憋了很久最后才说出口的一个问题，王继强说，2004年后，村里还是有壮年人因为肝炎病不在了，2006年就有。在2002到2003年，这个数字为13人。
今年上半年新一届村干部上任后，因为先疏洗河泥借的4万多块钱，还要两年才还得上，“没有新拨小改水资金启动的话，其实村里打井建墩台小水站，也是要往后推的。”
农民“解负”与民主程序
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村水厂也建成了两年多了，但前前后后开工加起来也只有半年。
村干部介绍，因为村里面还有些集体经济，所以他们从前希望免费供水给村民。但是建成后，发现电费、输水管线维护等等成本的高企，免费供水，村里面是运转不赢的。而且有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比别的小组离水源近，不愿意承担投工、入户费用接水管，所以至今还在扯皮。
“当初项目申报、获批得的项目资金，到现在也大都没有到村里来。”一名村干部说。
聂河村为盘活这个水厂，开了几次村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人不齐，所以加开党员代表大会作为补充)。现在，村里面决定找承包单位或者个人，把这个水厂承包出去。
村干部说，收水费是一定的了，否则水厂就荒了，村民吃水还是解决不了。但是，村里会和承包户先协商好，“不让承包户赚太多钱，只是给想找工作的人当作找了一份工作，所以水价应该不会太高。”
根据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的调查，在监利县周老嘴镇的新燎水厂，一个和聂河村村干部计划中的水厂运营方式相同的水厂，境况也不尽如人意。
新燎水厂原来是新民村和燎原村两村合办，现在以燎原为主，新民村只是一个搭头了。水厂建在燎原村，新民村线路太远供不到位，大多村民放弃使用了，而今只有30来户还在继续用水，燎原村原来300户用水，现有只有200户用水。
水厂承包人方公烈是个60岁的农民，乡村先生的样子。刚承包时，水厂每月平均大概收入300元，一年赚个3000多元。但是，这3000元一年的收入，赚得比耕田还要辛苦。
方公烈说承包水厂有三难，首先是收水费难，村民认为建水厂自己出了钱，用水是应该的，还要买水吃不合理。方公烈收水费时还曾经被人奚落，有个木匠师傅5个人吃水，要他出6元钱他不肯，还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在2006年年中，方公烈就不想自己去收水费了，他就让老婆去收，结果越收越少。
再就是管水难。有的村民经常偷偷地往菜园里和农田里放水，有的把龙头打开了不关，让它流，有的起房子挖田沟把水管子弄破了也不管。
还有就是维修难。原来说村民管道维修各自出钱，村里代买零部件，水厂维修，原来是村里出，但后来村里说没有钱，也不出。
2006年，水厂一次性水泵维修花了1000元钱，村里派人去修的，然后村里要方公烈找群众收钱补齐这1000元，方公烈坚决不干。
村里原来欠方公烈2万多元钱，2002年他承包水厂时交了押金5000元，如果村里坚持要方公烈收维修费，方公烈就要村里退他3万来块钱。
方公烈的计划是反正这管水也没多大油水，和老伴种5亩田，也能搞个温饱。不是因为孩子上大学要钱花，他也不想吃这碗又麻烦又呕气的“剩饭”。所以，孩子念完书了，如果水厂经营还是这么难，他就不再受这个气，甩手不干了。
此外，关于安全饮水、农村改水工程和农民之间的不顺畅，多处基层也反映，这和“一事一议”筹工酬劳、村民民主程序设计有关。
当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取消了“两工”（劳动积累和劳动义务工），劳平10个工，每工折资5元钱。改成一事一议，是国家真正惠农、推进民主的政策，难以计数的中国农民因此而受益。
然而，这一政策在基层的实行，遇到了另一面的难题，尤其是在农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比如安全饮水工程，就面临考验。
2007年，湖北宜昌夷陵区黄花乡正在推进全乡集中供水的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厂址选在黄花乡军田坝村。一部分的考虑是，村子有各类企业，人口、用水规模集中，利于水厂稳定起步经营。
军田坝村村委会主任黄正华告诉记者，村子里用集体经济的盈余，把入户的管材都替村民买好后，却有村民不愿出工出劳，把水管接进自己家里。村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有人有空去做解释教育工作。而这些村民，则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做工赚钱，村里也不能出钱请工替他做。
可是，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整体用水的规模和水价。黄正华说，取消两工，并不应该是取消就算了。政策应该考虑到，农民自己的公共工程，谁来出工的问题。村干部要遵从民主程序，安全饮水改水的事情，把管材送到门口，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另外，若干地方的基层也反映，“一事一议”一些程序设计比较死，现在很多村民都不在家里，有些在家里的，并不愿意参与，因为住得远，来开大会误了工，还有村民要求村里给“误工费”、“路费”、“午餐”，有些地方还送雨伞、送毛巾，农民才出来开一事一议民主大会。
如果不开，基本上就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而这些开支，都加重了村集体本来就入不敷出的负担。
据介绍, 宜昌夷陵区黄花乡的水厂准备公开招标，承包给有经验的企业，乡里计划控制好水价，因为虽然搞承包制，但供水依然是公共事业，是为了惠民、不是为了牟利才建的。
然而，企业承包后的水厂经营，也未必事事都能够顺风顺水，一路太平。
根据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的调查，在监利县福田寺镇，有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式供水厂雄鹰水厂，就是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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