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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出台了9部环保法律，还有10多部关于生态和自然保护的法律，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环保法律体系。
“然而在法律多而全的情况下，污染日趋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黄细花如是说。
大多数人把此现象归罪到“立法不完善导致执法不到位、处罚不到位”上。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0%。一个每天排放5000-6000吨废水的中小型企业，按照每吨水处理费用2元的标准计算，一年就需花费污水处理费300多万元，而有的大型企业治污设施每天运行费用就在10万元左右，一年则高达3000多万元，对污染大户来说，闲置污染防治设施一天就可以节省几万甚至十多万元。
但是，按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对于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水超标的，最高只能罚款10万元。就是按最高数额罚款，也不如一些大型企业一天偷排节省的运行费用。因此，很多企业宁愿交些罚款，也不愿正常运转治理设施。
“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执法成本高”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中国环境科学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认为，这种现象已经不止是环保问题，应该把它看作是社会问题。
政研中心在对现行环境管理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中发现，排污收费制度作为环境经济管理手段，在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收费标准过低，其激励作用受到较大的影响。
政研中心建言，《环保法》修改中，排污收费制度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收费标准应不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多位人大代表认为，现行《环保法》将限期治理决定权交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无疑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以这种关系作为决定权依据的管理形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且政府与被管辖企业之间往往有某种重要的经济利益关系，政府为追求政绩往往会产生“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价值偏好，可能会放纵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
环保部门也认为法律赋予的权力太弱、手段太少，难以保证执法力度，使统一监督管理职能难以落实到位。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曾评论说，“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也限制了环保执法的力度。因为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可以轻易对环境执法进行干预。”
针对地方环保部门需要“听命”于同级或上一级地方政府的现象，政研中心通过修改框架建议，“限期治理制度应采取属地管理原则，并将关停权下放到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陈赛博士也承认，强化环保部门的权力应该是这次修改的一个方向。
（记者 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