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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贤认为，环保工作在新时期的任务是积极推动由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向环境优化经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他承认，环保部门正面临“蝉蜕期的痛苦与希望”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下称《决定》），这使我的工作有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3月11日下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就“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答中外记者提问。他笑称：“只要使用好这个武器，我就不会辞职。”
周生贤补充说，《决定》将使环保工作由原来的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的局面变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的局面。
监督执法是立局之本
2005年12月5日，刚刚接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并兼任国务院松花江水污染监测防治组组长的周生贤，从北京赶到了水污染防控的第一线。
他在黑龙江一呆就是数日。
在黑龙江省环境监察总队，周生贤对在场的环境监察人员说，监督执法是今后必须加强的一个环节，要找准定位，有所作为，干出名堂。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给了环保部门树立权威，加强“自我硬化”的绝佳时机。
周生贤回京后不久，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拉网式排查”开始了。各地环保部门检查的重点是重要江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沿线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上游和城乡居民集中居住区周围的大中型化工企业。
“全国化工企业共有21000多家,其中50％以上分布在长江、黄河两岸，这些企业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周生贤对记者们说，这些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年前，也是这个时候，一向温和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其历史上首次“发威”，宣布停建30个违规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牵涉到8个省、三大电力公司以及与国家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连续两年发动“环保风暴”，环保总局的真实意图是，在环保权力依然弱小的现实下，将利益集团和有关部门在破坏环境方面的违法行为推至公众目光之下。
在发动了今年的“环保风暴”之后，周生贤于2月下旬开始，到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成都等东、中、西部沿海省市巡视，并不断地提醒地方环保官员，要用强硬的手腕。
《决定》是非常有力的武器
今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决定》，周生贤感到欣慰的是，“谁与谁相协调”的提法有了180度的转变：自1981年以来，在环境保护总体政策方面，国务院共发布了5个有关环境保护的《决定》，在前4个《决定》中，涉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始终贯穿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今年的《决定》，将过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改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坚持一定程度的环境优先。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时，不再是环境保护服从于经济发展，而是要让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建立在我国环境和资源能够承载的基础上。在一些地区要让经济发展服从于环境保护，实行环境优先。
“如果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用牺牲环境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决定》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环保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要使经济、社会、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标志着中国环保工作由积极推动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进入了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周生贤说，“作为环保工作者，我对发展有独特的理解，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
“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从两个层面提出了要求。”周生贤解释说，第一个层面是从开发的层面提出优化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就是要根据环境的容量来决定开发的程度；第二个层面是从发展的层面提出要求，就是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
蝉蜕时期的痛苦与希望
“但环保管理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环境保护的科研、监测、执法等各方面能力还很薄弱；环境保护的许多领域还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周生贤说。
周生贤透露，环保部门自身执法能力不足造成执法“缺位”。一是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一些环保部门的领导对待污染问题，对污染事故的后果不敏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往往是上级领导不批示不追查，媒体不揭露不处理，老百姓不举报不查处；二是环境监管的意识与责任心不强。一些基层环保部门的领导长期不把执法监督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把大量的精力用在招商引资等社会活动上，种了“自留地”，荒了“责任田”。对群众意见大，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不是严肃查处，而是让排污者交点罚款了事；三是以执法难为借口，搞人情执法、协商执法，甚至违规执法。
与此同时，外部干扰越来越大，环境执法越来越难。一方面有些地方以政府名义出台“土政策”、“土规定”，明文限制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明目张胆保护违法行为，给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设置障碍，严重阻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导致不少“特殊”企业长期游离于环境监管之外。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甚至暴力抗法，执法环境差。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发生4000多起执法受阻事件，120多次暴力抗法事件。
但环保与发展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给环保部门自身带来风险。周生贤对各地的环保官员说：“既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环保，也不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宽容污染”，如果“让经济发展停下来，搞环境保护是行不通的”。
至于环保工作在新时期的任务，周生贤认为，就是根据国家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积极地推动由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向环境优化经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周生贤承认，眼下，环保部门正面临着“蝉蜕时期的痛苦与希望”。
